天眼与天马"组团"成功 中国射电观测有望达到新水平
天闻频道
据国家天文台官网消息，1月24日，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与上海65米射电望远镜天马望远镜首次成功实现联合观测，获得甚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干涉条纹。
国家天文台FAST团队与上海天文台VLBI团队合作，利用FAST与天马望远镜进行了条纹干涉实验，对致密射电源3C454.3进行了联合观测，利用上海天文台处理机对观测数据进行了条纹搜索。FAST随着调试工作的开展性能日趋完善，首条VLBI干涉条纹的获得，标志着FAST具备了参加VLBI网联合观测的能力。
FAST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而天马望远镜则是国内最大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两台望远镜联合观测成功意义重大，有望把我国VLBI网在特定波段的灵敏度水平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有助于科学家们开展高灵敏度、高分辨率的射电天文观测。
为困境企业的"破"与"救"提供司法助力
——聚焦北京破产法庭成立
1月30日上午，在北京市丰台区原首钢重型机械厂院内，北京破产法庭揭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二家破产法庭。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部署推动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成立专门的破产法庭。2019年1月14日，全国首家破产法庭——深圳破产法庭揭牌成立。2月1日，上海破产法庭也将成立，届时全国首批破产法庭布局将正式完成。
"破产法庭将使破产程序启动难、推进难得到更好解决，有助于推动破产审判的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让破产法在净化市场环境、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得到更好发挥。"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阳光评价。
探索完善首都市场化破产审判机制
记者了解到，北京破产法庭隶属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该院原来内设的清算与破产案件专业审判庭相比，法庭实现了机构独立、审判场所独立和办公场所的相对独立；管辖范围主要包括市辖区内市级以上(含本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破产案件及衍生诉讼案件，跨境破产案件等。
据北京一中院院长吴在存介绍，2010年，一中院在该院民三庭成立了两个破产案件专业合议庭，审理了北京文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破产清算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破产案件。在此基础上，2016年9月，一中院成立了北京法院首个也是唯一一个清算与破产案件专业审判庭，对原由北京市各中级法院受理的公司强制清算、破产案件进行集中管辖。两年多来，该审判庭共受理各类案件310件，审结251件，受理审查及审结破产案件数均超过一中院近8年破产案件收结案总数。
北京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的样本城市，"办理破产"是世行营商环境评估的10项指标之一。吴在存表示，将以成立北京破产法庭为契机，探索完善首都市场化破产审判机制，降低破产案件办理时间和成本，固化"执转破"工作常态机制，实现破产程序高效运转。同时，建立完善破产审判规则体系，统一破产案件法律适用机制。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良性互动，实现府院协调向常态化、制度化发展，加快形成破产纠纷解决合力。
揭牌仪式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指出，成立北京破产法庭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参与国际破产规则治理体系等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要打造破产审判北京名片，为改善我国营商环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作出更大贡献。
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市场出清
破产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2007年6月1日，我国企业破产法施行，该法第一条即开宗明义："为规范企业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制定本法。"
根据破产法，当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可见，针对困境企业，破产法提供了"破"和"救"的不同措施，既能解决"僵尸企业"淘汰出清问题，也可以对具有拯救价值的企业进行挽救。
在企业破产重整过程中，人民法院担当着主导作用。尽管专门的破产法庭尚属新生事物，但我国破产审判机构已有较长时间的发展历程。早在1993年12月，深圳中院就成立了全国法院第一个破产审判庭。截至目前，全国各级法院的破产审判庭已达上百家。自2013年开始，全国破产案件数量开始出现拐点，破产案件启动难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徐阳光指出，深圳、北京、上海纷纷成立破产法庭，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由于编制不够独立、人员队伍不够稳定，破产审判庭难以完全满足破产审判工作需要，破产法庭的成立将促进破产审判团队的建设，提高破产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水准，也将更好发挥破产审判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作用。
"当前我国破产法还有一些缺失和不完善之处，希望北京破产法庭通过破产审判实践，为破产法治建设提供司法经验。"全国政协委员李大进表示。有业内人士指出，破产法治发达国家普遍设立了专业的破产法院，从破产审判庭到破产法庭，有利于为我国下一步设立破产法院先行探索、积累经验。
"有的人认为破产就是失败、就是耻辱、就是惩罚，认为破产就影响业绩、就是逃废债，希望借助破产法庭的成立，能够改变'谈破色变'的观念。"徐阳光表示。
(本报北京1月30日电 本报记者 靳昊)
重庆两会热议青年创业话题
如何让青年创业不再"九死一生"
"一个被很多人看好的项目，已累计完成近1亿元融资，拥有一两百项专利，却突然陷入艰难的处境，这令人感伤，也值得深思。"
1月30日，在重庆两会上，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绿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博讲述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激起委员们的强烈共鸣。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被公认为"行业先行者"的"人机交互"系统，可减少餐厅服务人员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时间，提高餐厅运转效率，被视为解决就餐排队"痛点"的好方案，既接地气，也有前景。可是，这个原本有望成为"独角兽"的企业，却因为原本计划的投资款无法到位等原因，陷入资金紧张困境，面临诸多困难。
"社会应该形成关注创业的氛围，也应该对那些在创业过程中体现出比较好的成长性、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甚至屡获基金青睐的创业项目，在其发展过程中给予关心关怀。否则，如果这样的创业项目不幸'阵亡'，就很可惜，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向博说，"毫无疑问，创业并不容易，在'双创'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让好的创业项目活下来，让青年创业的成功率更高，值得整个社会的关注。"
"这确实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重庆市政协委员、团市委副书记廖传锦接过话头，"而今，高校学生具有创业精神的很多，但真正投身创业后，往往'九死一生'，甚至把父母的养老金都赔了进去。"
廖传锦现在在团重庆市委分管青年创业工作，对部分创业青年的过度执拗深有感触："对自己的项目过度自信，就像热恋中的青年，听不进不同意见，九匹马都拉不回来，家人的规劝也被理解为'你不懂我'的代沟。最初感觉自己的想法很独特，最后却在现实面前败得体无完肤。"
"当代青年缺乏的不是创业的意识，缺乏的是能力。"他告诫创业青年，商界有光芒耀眼的企业和企业家，也有更多"死在沙滩上"的人，"青年在投身创业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项目，充分了解市场"。
在廖传锦看来，让青年创业不再"九死一生"，除了青年自身因素外，也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和帮助。
"创业青年最需要一个能有所作为的平台，去追逐创业梦想。"他说，"我希望大企业家、成功企业家能够为创业青年开放自己的产业链条。青年创业时，就围绕这条链条去做。比如，大餐馆的一道热销菜品可能需要大量的生菜，而这颗生菜就能养活一个创业项目，带动一群青年。"
廖传锦认为，呵护创业青年，也需要全社会在他们关键的节点上施以援手。他介绍，共青团一直致力于对创业青年给予帮助，提供大量的创业培训，力争在青年刚开始有创业意愿时，团组织就告诉他该怎么做。"去年，青年创新创业学院培训1224人次，青创训练营训练895人次，'新芽计划'惠及1450名涉农创业青年，'青锋计划'为273名创业青年发放服务资金2675万元并配备'一对一'创业导师"。
他还建议，针对创业青年往往在法律、财务知识等方面相对欠缺，专业人士也最好能"扶上马再送一程"，让他们能更容易地活下来。
这也引起了重庆市政协委员、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蕾的共鸣。
"根据我陪伴众多企业成长的经验，建议创业青年首先一定要扭转观念，创业不仅仅是会讲故事，更要踏踏实实做好实体。"她说，"创业青年需要具备基本相应的抗压能力，理性反思是否对市场做足理性分析，是否真正作好准备。"
同时，王蕾还强调，青年创业者要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对股权设置、合同履行、劳动人事、税收、刑事等方面的法律都要有一定了解，要有防范法律风险意识。
针对青年创业话题，重庆政协委员、重庆市润谷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叶静涛认为，创业企业就像人一样，"生老病死，也都正常"。要想成为"百年老店"，创业者需要积极创新，提升产品和服务竞争力，同时在公司制度和文化上不断进行优化。
她认为，青年在创业之前，最好到创业导师的企业去干一段时间，就算公司不好，也能看到不好的地方，有一本"反面教材"。
叶静涛还认为，青年创业就得沉心静气去做，"不要搞花架子，搞得创业青年像个明星一样。"
这一观点和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润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张俊江不谋而合，他结合自己的创业故事表示，"对创业青年来说，发现机会更加重要，而不是通过讲一些华而不实的故事去得到政府一点小补贴，想依靠补贴和政策这条路，最终就会变成实现不了的梦。"
他说，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应当辩证地看待。各行各业的人对熟悉的工作都可以创新，但并非人人都适合创业。而创业青年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就应自力更生。"只要商业模式行得通基本不用担心发展资金的问题，因为逐利的社会资金对好的项目是有嗅觉的"。
本报重庆1月30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
冬日的陇原一片苍茫，从兰州出发到临夏的高速公路两旁却色彩斑斓，一个个白色、绿色的"大气球"点缀在田地里，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些包包可是乡亲们的'宝'。"说起田间的饲料包，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农牧局局长马进福脸上挂满笑容，言谈中充满自豪，"看到这些包包，就像看到自己的孙儿一样高兴"。
广河县是农牧业大县，多年来，如何将农业和牧业结合起来，实现互利共赢是广河县农牧部门的奋斗目标。去年以来，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抓手，广河县大力推广实施"粮改饲"，掀起了旱作农业的"二次革命"。
"以前的玉米秸秆很少做饲料，农民都用它来烧炕。"从小生活在农村，在广河县三甲集镇农民马色力木的记忆中，多少年来，当地农民都种普通玉米，将玉米秸秆做烧炕的燃料，一到秋冬季节，农村烟雾污染严重，到处是烧秸秆的烟味，这成了多少代农民印刻在脑海里的乡土记忆。
"'粮改饲'就是要种饲草玉米，在玉米成长到一定时期，用机器把玉米和秸秆一起粉碎打包成饲料草包，在田间发酵1个月左右，就变成了优质青贮饲料，农民自家用不上的还可以卖个好价钱。"马进福说，对于这样有着良好前景的新生事物，起初，当地农民并不相信，很多人都在观望。
广河县下决心要推进此项改革，专门组织专家进村给农民讲解"粮改饲"的好处，又对种植饲草玉米的贫困户奖补地膜、种子、肥料，对加工青贮饲料的农民在享受农机补贴的基础上，奖补铡草机、青贮袋，从而激发农民参与"粮改饲"的积极性。
去年，马色力木响应政府号召，种了5亩饲料玉米，全部做成了饲料包，由村里统一卖给甘南藏区的牧民，光种玉米就能挣1.5万多元。农闲时，他还在镇上一家农牧企业打工，一年下来，也能收入1万多元。
在广河农村，农户种普通玉米，每亩地收入1500元左右，而改种饲草玉米后，每亩地保底收入2100元，再加上政府的奖补资金，每亩地可多收入950元。另外，一些企业流转土地种植饲草玉米，农户不仅能拿到每亩1200元的土地流转费，个人到企业打工还能挣到6000元左右的工资。
2018年，在广河县5个沿川乡镇，饲草玉米得以大面积推广种植，一些乡镇还拿到了相当数量的订单种植。截至去年11月底，全县共完成饲草玉米收割18.6万亩，加工青贮饲料96.8万吨。
"种饲料玉米，做成饲料包后，收入就比原来的高；一些农民不愿种，也可将土地流转给企业，自己在企业打工，流传费加打工收入，收入也比原来好；若一些人种了饲草玉米，再养上牛羊，收入就更有保障，脱贫致富不用愁。"马进福说。
为了培育农牧产业互补共进的发展新格局，广河县还将培育"粮改饲"和发展基础母畜产业协调推进，探索出一条"种养结合、以种带养、以养促加、增收脱贫"的产业扶贫新路子。
自开始"粮改饲"试点以来，按照贫困户奖补6000元，非贫困户奖补5000元的标准整村推进实施，广河县给农户奖补基础母牛。截至目前，县上自筹资金5650万元，撬动民间资金7850万元，在37个贫困村奖补发放基础母牛1034头，已产牛犊6056头，带养牛犊4750头。
60岁的回族老人马尔南在山区生活了大半辈子，去年，从大山深处搬到广河县三甲集镇近郊的移民安置区，住上宽敞明亮的砖瓦房。与此同时，马尔南也没闲着，政府扶持养殖业发展，统一建设养殖大棚，马尔南养了170只羊，每年可出栏4茬。
在移民安置区没有地，马尔南不能自己种饲料，正好赶上附近的村庄大力推进"粮改饲"，马尔南不用出家门，一个电话就能买到饲料，羊羔吃上经过加工的"粮改饲"饲料，膘长得好，羊出栏很快，一年下来，马尔南能挣近10万元，高兴得合不拢嘴。
目前，在农牧互补战略的带动下，广河全县贫困户利用扶持资金购买牛11968头，购买羊58426只；全县牛存栏达到10.98万头，羊存栏120.3万只，畜牧养殖已成为促进广河县农民增收脱贫的重要产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马富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奶爸的春节：为了娃宁愿孤独他乡
春节在哪儿过？
在以前，这是一道送分题。"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一种执念。而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我有朋友每年都到三亚、珠海等暖和的地方待几天，抑或跟上一个旅行团，周游列国。更有甚者，这个问题会变成一道"送命题"——年轻的小夫妻为回谁家过年纠结、争吵、谈判。现代社会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已经重塑了我们的春节。
我仍然是个传统的人。故乡于我而言，是一种特殊的、无法断绝的存在。有一次，儿子抬头问我："爸爸，你为什么一放假就往爷爷奶奶家跑啊？"6岁的他，已经学会总结规律了，这令我很开心。我耐心解释，自己就像是部手机，爷爷奶奶家对我来说就是充电器，隔一段时间，我就得回家充一次电，而故乡，就是电源。
他还不懂故乡，我甚至怀疑，生在北京，以后注定要在其他城市读书、生活的他，会不会如我一般再有"故乡"这个概念。
因为对故乡的这种执念，开头的问题对我来说简单了很多。春节，一定是要回故乡过的，而且，多年来的过节日程都已经确定——除夕夜，我会和堂兄弟们到长辈家喝酒守岁，春晚一定是背景音；初一，去长辈家拜年，下午或看书，或睡觉；初二，自由活动时间；初三，去给外公、外婆上坟，之后是盛大的家庭聚会；初四，同学聚会，或者自由活动；初五，另一场盛大的家族聚会；初六，返城。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没有惊喜，但每年我都充满期待。那一场场热闹的聚会、亲友间的推杯换盏，是我一年里身心最放松的时刻。哪怕是询问有没有女朋友，什么时候结婚，工作怎么样，什么时候要孩子……这些让当下许多年轻人烦恼的话题，在我看来都是温暖的。
2013年春节，这一切却通通没有出现。那是一个我至今仍然觉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春节。以至于多年之后，妻子还记得那年春节期间，我发过的一句誓：我再也再也不要过这样的春节了！
2012年冬天，我的孩子出生了。对我和妻子来说，这是人生中的一场重大转折，最大的变化是，我一个连老婆都不怕的人，变得步步惊心：孩子第一口喝的是奶粉不是母乳，会不会影响未来的智力发育？平时午睡都是两个小时，现在已经睡了2小时10分钟了，是不是生病了？冲奶粉要用40℃的热水，现在温度正好，但在室内20.6℃的客厅搅拌后再经过5米的距离送到孩子嘴边，估计温度会降到39.2℃了，营养价值会不会受影响？他刚才尿裤子了，目测颜色比上一次尿黄了20%，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
有过初为父母经历的人，大概很能理解这些奇怪的脑回路。我，一个身高1.8米、体重0.1吨的钢铁直男，那段时间像是陷入了一个危险重重的世界，觉得任何风吹草动、细小变化，都可能会伤害孩子。于是，很快到来的春节，我自然也决定，放弃传统，一家三口留在北京过年——路上坐火车的人那么多，老家在农村又那么冷，孩子生病了怎么办？
我们在北京租住的是一栋小两居的老房子，房顶很低，屋里因为家具颜色、灯光设置等问题，光线很暗。母亲和岳母早就回去了，只剩我们夫妻两人带孩子，完全没精力布置屋里，所以全无过年氛围。除夕下午，我看孩子，妻子做了几个菜，算是我们的年夜饭——结果，还剩了很多。晚上，哄睡了孩子，我俩才在客厅里，和面、调馅、包饺子。
好在，还有春晚，让那一晚显得与众不同。于是，除夕夜，我们一只耳朵听着电视，一只耳朵听着卧室的声音，时不时放下手里的饺子去看他一眼。热闹的氛围才会让人亢奋，安静的客厅里，很快我们就困了，包完初一吃的饺子，早早睡下。
晚上，照例是要喂奶、换尿布的。初一早上，吃了饺子，这个旧历年的春节也就算过去了。我们老家传统，初一的饺子里要包一枚硬币，谁能吃到，会有一整年的好运。我也照例这么做了，不过是包上了一瓣蒜。我和妻子谁吃到了？已经忘记了。
那是我最难忘的春节，却又是被我忘得最彻底的一次。那个春节，过得过于平淡，平淡到我只记得平淡这种感觉，很多细节都没能留下印象。只有妻子记得我坚定地说过，以后再也不在北京过春节了。
第二年，我买了房子。按照老家习俗，新房住进去第一年，一定得有人过个春节才行。我完全没理会这一套，带着妻子和孩子，早早就回了老家。这时候，孩子已经一岁多了，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终于也掌握了科学养娃的诸多知识，对孩子的担忧逐渐降低。
现在，回想起那种种过往，不由感慨：孩子的出生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完全陌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们随着孩子一起慢慢长大。
张恒(80后) 来源：中国青年报
遵义西开往重庆的绿皮车成沿线村民出行赶集首选
渝黔线上谱写"一家亲"暖心乐章
尽管是春运，但太白车站与往常没什么差别。年近花甲的赵平也和往常一样，守着半人高的大背篼，静静等着那趟熟悉的"小慢车"。
1月30日12时12分，随着一声汽笛鸣起，遵义西开往重庆的5630次列车缓缓出现。列车一停稳，列车长王春就一步跳下车，快速转到赵平背后，用力托起她的背篼。列车员张长明也扶住赵平的胳膊，以便她可以借力登上列车。
赵平和王春相识多年，赵平看着王春从青春韶华一路到中年。王春说，5630次列车沿途站点都是低站台，"我们都养成了帮老乡上车的习惯"。
作为遵义西开往重庆的唯一一趟绿皮火车，5630次列车由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重庆客运段担当。这趟车没有餐车、空调、卧铺，沿途停靠26个站点，基本都在深山里，每一二十分钟就停靠一站，是沿线村民出行赶集的首选。
每逢新站镇赶集日，很多像赵平一样的沿线村民，就会把自家喂养的土鸡、土鸭等家禽和豌豆尖、牛皮菜等特色蔬菜背到重庆来贩卖，第二天再返回，以此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样的"带货"生涯，赵平说自己已经进行了20多年，"多亏这趟车，我在老家修建新房，养大孩子，成为沿线最早的'发家户'"。今天这一趟，赵平还把晒干的笋干和山里采集的龙胆草都装进了背篼，"城里人稀罕这些东西"。
王春也是在这条铁路线边长大的"妹子"，老家就在綦江车站，从小看着各种绿皮车在家门口往来，长大后到铁路上工作，行走过重庆至广州、昆明、宁波等各条线路。当了26年列车长后，去年王春回到这趟经过家乡的绿皮车上，王春说看着沿线熟悉的风土人情，"就像回家一样"。
其实，班组职工像王春这样的情况很普遍，董德碧和张维华同属重庆市綦江区赶水镇，张长明是贵州桐梓县人，庄胜则和王春一样来自綦江区，利用地缘优势和乡土情结，列车员们将这种故乡情缘，逐渐融合成和谐共处的渝黔线"大家庭"。
14时10分，赶水站开出后不久，王春带领班组开始给旅客分发过节前的"福利"——每人一大捧赶水盐花生和一小袋赶水萝卜干。花生是董德碧的家人刚送上来的"零食"，萝卜干则是张维华家里自产的。
沿线的家人时不时会给列车送来好吃的，和旅客一起分享也是常事。到綦江站后，值班员刘渝都会主动替王春下车组织旅客乘降，好让她和父母能多几分钟拉家常。王春父亲熏制的腊味很受追捧，大家常常要求下趟多"预订"。
"渝黔线上一家亲"是王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因为热心肠，除了"列车长"一职外，王春还被同事和老乡们笑称作"居委会主任"。
15时09分，5630次列车到达三江站，陈子书和女儿端着一钵热气腾腾的豆花等候在站台上。豆花是陈大姐和女儿当天凌晨用自家的石磨磨出来的，放了自家地里产的辣椒和小葱。
陈子书是三江附近的村民，经常乘坐5630次列车外出卖土特产。有一次，她上山采竹笋摔伤了，王春得知后，还帮她在自己的小区周边找了份家政工作。在王春的帮助下，陈子书把女儿送进了大学。陈子书的女儿这次特意调休后，和妈妈一起来看望久未见面的"春妈"。
在王春的感召下，班组职工也纷纷伸出援手帮助沿线村民，5630次"小慢车"行驶过的渝黔线暖意涌动，温情脉脉。
再过两年多，王春就退休了。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色，王春说，她舍不得这趟"小慢车"，"渝贵高铁在不远处飞驰，这趟'小慢车'也一直在缓缓前行。不管高铁还是'小慢车'，钢轨就是五线谱，铁路和沿线群众一家亲的故事就写在上面，那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我们都是其中的乐章。"
李各 高明洁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周伟 来源：中国青年报
非法盗卖公民信息 获利三千被判四年
利用软件非法盗取钉钉用户姓名及手机号码近160万条，并在网上予以变卖。1月23日，经浙江省兰溪市检察院提起公诉，邓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5万元；责令其退赔违法所得3225元，同时没收其用于作案的手机和电脑硬盘，上缴国库。
今年30岁的湖南祁东人邓某，于2018年5月从网上定制购买了一个能批量获取钉钉用户数据的软件工具，多次租用服务器秘密进入钉钉(中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电脑系统，大批量传输通讯录，获取用户信息。6月20日，钉钉公司技术人员发现有人窃取用户数据后，通过技术反查，发现是邓某在通过淘宝购买服务器，并安装虚拟机运行钉钉，使用技术手段大批量获取用户信息，遂于6月28日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公安机关立案查明，邓某窃取钉钉公司涉及浙江金华、杭州、绍兴等67个地区客户用户姓名、手机号码的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597095条，进行复制存放在其电脑。之后，在网上以每条3分钱的价格出售10万余条，非法获利3225元。
范宝华 王宏伟
重拳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帮群众守好"钱袋子"
非法集资犯罪呈现哪些新态势？公检法机关将如何更精准打击此类犯罪？P2P平台业务如何认定其"非法性"？
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依法惩治非法集资犯罪，帮助人民群众守好'钱袋子'"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对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作出全面回应和规定。
非法集资犯罪呈高发多发态势，向互联网金融领域蔓延
"一段时间以来，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持续高发多发，涉案金额不断攀升，犯罪手段不断翻新，隐蔽性和迷惑性增强，并向互联网金融领域迅速蔓延，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形势十分严峻。"发布会上，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缐杰在介绍《意见》起草背景时这样表示。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王志广也表示，当前，非法集资犯罪主要呈现四方面特点：
——大要案件多发。2018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非法集资案件1万余起，同比上升22%；涉案金额约3000亿元，同比上升115%；平均案值达2000余万元，同比上升76%。
——新兴领域成为重灾区。商品营销、房产投资、教育培训等传统领域仍时有案件发生，但网络借贷、投资理财、私募股权、养老服务等新兴领域已成为"重灾区"。
——欺骗性强。有的不法分子租用高档写字楼、包装成实力雄厚的正规企业，实为骗人"陷阱"；有的歪曲"金融创新"等新理论，冒充"网络借贷"等新业态；有的伙同不法公司编造项目标的、虚构资金往来，诱骗群众上当；有的在社区、商超搞贴身营销，瞄准老年群众大打"亲情牌"。
——裹挟群众众多，损失巨大。波及的群体涉及各年龄、收入和职业人群。特别是许多低收入人群、农民群众、退休人员参与其中，有的案件中超过半数的参与者都是老年人，不少群众把"养老钱""救命钱"投入集资，几乎血本无归。
发布会通报的数据还显示，2018年，全国法院新收非法集资刑事案件9183件、同比上升8.29%，审结非法集资案件9271件、同比上升8.37%。2015年至2018年，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重刑率连续四年均超过70%，监禁刑率连续四年均超过90%，远高于同期全部金融犯罪案件的重刑率和监禁刑率。
与2014年《意见》相比，2019年《意见》呈现三方面新亮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一直是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之一。
早在2014年，"两高"和公安部曾发布《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那么，时隔五年，2019年《意见》呈现哪些新亮点，要解决哪些新问题？
发布会上，缐杰表示，2019年《意见》呈现三方面新亮点：涉及的内容更加全面，从实体法律适用、诉讼程序、政策把握和工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作了规定，涵盖的内容更加全面；与司法实践联系更加紧密，主要针对当前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作出回应和规定，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加适应当前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新形势新要求。
缐杰分析说，2019年《意见》中规定的"非法性"认定、单位犯罪认定、涉案下属单位处理、犯罪数额认定、案件管辖等问题，均是近年来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地方公安司法机关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办案工作机制、国家工作人员法律责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握等问题，都是过去规范性文件中规定或者强调不多，但在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次均作了具体规定。
"总体看，2019年《意见》的出台，有利于解决办案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健全执法司法机关惩治非法集资违法犯罪的工作机制，确保对非法集资违法犯罪保持高压态势。"缐杰说。
P2P集资犯罪，关键在于认定其"非法性"
近期出现多家P2P网贷平台"爆雷"事件，其中有的P2P网贷平台因非法集资与自设资金池被立案侦查。该如何区分P2P平台业务是进行互联网金融创新，还是实施非法集资犯罪行为？
对此，缐杰表示，区分P2P平台业务是互联网金融创新还是实施非法集资犯罪行为的主要界限，在于其是否具有非法集资的"非法性"特征。P2P网络借贷平台必须严格遵守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严格依照相关部门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业务，如果违反了其中的禁止性规定，其行为就具有"非法性"，也就可能涉嫌非法集资犯罪。
而对于非法集资"非法性"的认定依据，《意见》第一条便予以明确。《意见》规定，应以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对于其仅作原则性规定的，可以参考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制定的部门规章或者国家有关金融管理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予以认定。
"这些部门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均明确，P2P网络借贷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为投资方和融资方提供信息交互、撮合、资信评估等中介服务；不得从事或接受委托从事自融、变相自融、设立资金池、提供担保或承诺保本保息、发售金融理财产品、开展类资产证券化等形式的债券转让等超出信息中介范围的活动。"缐杰说。
据了解，2016年4月国务院部署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以来，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参与专项整治工作；各级检察机关坚持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努力实现精准打击和有效保护；检察机关制发《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解决实践中追诉范围、证据审查运用等新问题。
最大限度追赃挽损，最大限度减少实际损失
发布会上，非法集资犯罪涉案财物追缴、资产处置问题也引起关注。最高法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姜永义表示，"两高一部"2014年《意见》与2019年《意见》对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明确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范围。向社会公众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审判时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明确涉案财物的处置方式。对于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对于分别处理的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按照统一制定的方案处置涉案财物。退赔集资参与人的损失一般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以及罚金、没收财产的执行。
——明确追缴处置涉案财物的工作机制。法院对涉案财物依法作出判决后，有关地方和部门应当在处置非法集资职能部门统筹协调下，切实履行协作义务，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做好涉案财物清运、财产变现、资金归集、资金清退等工作，确保最大限度追赃挽损，最大限度减少实际损失。
(本报北京1月30日电)
郑赫南
被害人贷款4.3万元，却在被告人逼迫下先后向其支付6.94万元，并写下9.5万元的借条，所购汽车也一直被对方扣押——
贷款买车，被一步步拖进陷阱
买车缺钱遇到热心人
2017年9月，江苏淮安男子沙军想买辆车，但手里经济拮据，于是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表达自己苦恼的心情。
很快，几年前玩旱冰时认识的徐田联系他，问是不是想买车，沙军回答是的，但手里没钱。徐田说："买车找我啊！我们公司有钱，是做贷款的，利息也不高。"沙军听了非常高兴，二人相约抽时间面谈。沙军怎么也没想到，噩梦由此开始了。
2017年10月21日上午，沙军和徐田相约来到市区一家汽车4S店见面，并一同看车，沙军看中了一款11.78万元的众泰汽车。当天下午，二人商议贷款事宜，徐田告诉沙军，自己公司的老板等会儿就到。不一会儿，一名中年男子来到现场。徐田介绍，这是自己公司的老板刘武。刘武问沙军想贷多少钱，沙军答想拿4.3万元首付款，刘武表示同意。双方约定，利息3%，沙军于2018年2月14日一次性还清本金和利息。
随后，徐田告诉沙军，做贷款先要签一份保证书，并缴纳保证金4000元。沙军同意，当场交付4000元保证金。徐田拿出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合同，让沙军在贷款数额处填上金额7万元。沙军问："我不是借4.3万元吗？怎么要写7万元？"徐田说："4.3万元是车的首付款，我们公司再打2万元给你用来还车贷，其余的是预扣的贷款利息。"沙军听了，感觉徐田想得很周到，就在合同数额栏写上7万元。
签字按手印后，沙军提出自己持有一份合同，但徐田说两份合同，一份给公司，一份自己作为担保人留着，沙军没有。沙军没多想就答应了。
第二天，徐田与沙军一起来到4S店提车，徐田支付了首付款4.3万元后，以督促沙军按时还款为由，要走了一把汽车钥匙。
被害人被一步步拖进陷阱
几天后，沙军看自己的银行卡迟迟没有收到徐田答应给自己还贷的2万元，打电话联系徐田。徐田说："你记错了。那2万元不是给你的，而是属于平台费、利息、服务费等各类费用。"沙军提出要看合同，徐田说合同都在公司，自己没有。沙军没办法，只好作罢。
2017年11月13日，徐田打电话约沙军见面，说公司为了测试沙军是否具有还款能力，要求他提前还款2万元。沙军当时没有钱还，加上认为合同里没有这样的要求，拒绝提前还款。没想到，徐田随后将沙军的车子"借"走，说什么时候还钱什么时候还车。为了拿回车子，沙军被迫与徐田签订了一份还款计划，承诺于2017年12月1日5点前归还贷款2万元，如逾期，一切费用由本人承担，违约金为每天15%。
12月1日晚，因沙军没有按时还款，徐田没打招呼就将沙军的汽车开走了。第二天一大早，沙军发现车子不见了，还收到徐田发来的短信，称公司要求沙军提前还款2万元，车子自己先开走了，什么时候还了2万元，什么时候把车子归还。
12月6日，沙军领了工资，打电话让徐田来拿钱，提出自己先还1.3万元。徐田表示同意，但因沙军违约，要收取罚款3万元，其中包括拖车费8000元、平台费2800元、违约金1.5万元等。
沙军很生气，质问徐田"这明明就是高利贷"。徐田威胁沙军，说每笔钱都有依据，是沙军违约在先，报警也没用，钱不但一分不少还，还有可能因赖账被法院判刑坐牢。听了徐田的威胁，沙军很害怕。为了尽快拿回汽车，沙军在支付1.3万元后，又被迫给徐田打了一张1.3万元的欠条，这才将车子取回。
几天后，徐田再次找到沙军，要求将第一次签订7万元欠款和第二次的1.3万元欠条换成8.3万元总欠条，并约定与2018年2月14日还清。沙军照办。
以敲诈勒索罪获刑
2018年2月11日晚，在没打招呼的情况下，徐田再次将沙军的汽车开走，要求沙军在2月14日到期前必须还钱。
为了拿回车子，沙军四处借债凑了4万元。2月14日下午，沙军让徐田来取钱，通过微信转账、现金支付等方式给了徐田4万元。但拿了钱后，徐田又提出，沙军另外还需支付这几天的拖车费、停车费、平台费等共计8000元。因为实在没钱了，沙军被迫又打了张5.26万元的欠条给徐田，并在合同中注明2018年2月27日还清。徐田这才允许沙军把车子开走。
2018年3月4日，徐田以还款期已过为由，要求沙军还款，沙军遂通过微信转账1.04万元给徐田。同年4月8日，徐田再次将沙军的车子开走，逼沙军还钱。2018年4月11日，徐田、刘武和沙军相约见面，商量还款事宜。徐田提出，之前的5.26万元欠款，加上这次的违约产生的拖车费、日息、平台费、停车费等，沙军现共计欠款为9.06万元，要想拿车，必须再打一张9.06万元的欠条，并在此后的每个月归还数目不等的欠款。沙军没办法，全部照做。
2018年5月1日，徐田再次找沙军，称根据合同规定，当天应该归还1万元。沙军称没有钱，徐田再次将汽车开走。
眼看债务愈来愈重，因害怕被追债，沙军跑到湖南长沙躲债。见找不到沙军，2018年5月11日，徐田带人找到沙军的父母，逼迫他们替儿子还债，并言语威胁称如果沙军还不上钱，他的车子不但拿不回来，还会坐十年牢。沙军父母吓得给徐田下跪，请求他放过儿子。徐田要求沙军父母写张9.5万元的欠条，自己可以不追究。因为害怕，沙军父亲只得写了一张9.5万元的欠条给徐田，并承诺于当年6月还款。
2018年6月4日下午，徐田带人再次找到沙军一家，逼迫还钱。无奈之下，沙军前往公安机关报案。2018年8月29日，在掌握大量证据的基础上，警方依法传唤徐田。徐田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交代，刘武并不是自己公司的老板，请他冒充老板只是为了骗取沙军的信任，从而自愿进入自己设计好的圈套。
经统计，至案发时，徐田在为沙军实际支付汽车首付款4.3万元后，先后逼迫沙军实际支付了6.94万元，同时还持有9.5万元借条，沙军的车子也一直被徐田扣押。
法院经审理认为，徐田以民间借贷为名，一方面虚增债务，收取保证金，一方面多次通过扣押被害人车辆肆意垒高债务，敲诈勒索被害人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经淮安市淮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19年1月15日，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徐田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并依法追缴其向被害人索要的2.64万元违法所得。
(文中除被告人均为化名)
艳阳海
法治才是民企发展最好定心丸
多位民营企业家冤案获无罪改判引人深思专家称
● 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要用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规范行为，把握好罪与非罪的界限。
● 应准确把握经济违法行为的入刑标准，进一步加强证据审查，确保在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过程中做到证据确实充分。要树立保护企业家人身自由与财产权利的意识。
● 应当错误一起纠正一起，不设上线，不设指标。要建立司法责任追究制，谁办案谁承担责任，谁干预谁承担责任。
本报记者 张晨 本报见习记者 刘欣
1月9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赵明利诈骗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赵明利无罪，原二审判决已执行的罚金，依法予以返还。这起20多年前的冤案得以昭雪。
类似冤案的平反并非个案，引人深思。
"经济活动是民事活动，市场经济是民事经济。市场经济应该主要靠民法和经济法调整。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规范市场活动的主要法律应该是民法、经济法，而不是刑法。"这是近日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法学专家一致的看法。
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
时间溯回到25年前。那时，赵明利是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春光铆焊加工厂厂长，因涉嫌诈骗被逮捕，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因证据不足宣告赵明利无罪。
后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赵明利利用东北风冷轧板公司管理不善之机，采取提货不付款的手段，于1992年4月29日至5月8日4次骗走46.77吨冷轧板。以诈骗罪判处赵明利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0万元。赵明利不服，一直上访、申诉。赵明利因病死亡后，他的妻子马英杰向最高法提出申诉，认为赵明利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要求依法改判无罪。
2018年7月27日，最高法作出再审决定，提审本案，由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贺小荣担任审判长。最高法终审判决认为，赵明利未及时支付货款的行为，既未实质上违反双方长期认可的合同履行方式，也未给合同相对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尚未超出普通民事合同纠纷的范畴。
"这个案子当事人这么多年来申诉上访，就是希望澄清案件所涉问题到底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宣判后，贺小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认为，主观上，赵明利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赵明利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此案的关键点在于明确经济纠纷和刑事犯罪的界限。"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分析说，二审法院没有严格按照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混淆了经济纠纷和刑事犯罪的界限。
混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把普通的经济纠纷当作刑事案件来处理，于法无据，于理不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告诉记者："把普通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当作刑事案件处理，过去是司空见惯的潜规则。企业和企业之间、商人和商人之间、政府与商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如果想把一个企业搞垮，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企业家抓起来。现在看来，这是违背法治理念的，怎么能随便往一个合法企业家身上扣罪名？是时候纠错了。"
"之前对企业主、企业家及企业的刑事司法，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该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对不少经济犯罪、干预企业的职务犯罪打击不及时、不充分；二是基于地方保护、以权谋私、钱权交易，不该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插手经济纠纷。"任超说，法院在审理产权相关案件时，要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点，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企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准确认定违法行为究竟是属于经济纠纷还是刑事犯罪，防止刑罚手段强制介入普通民事领域的经济纠纷，防止选择性司法。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不清的，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严禁有罪推定的原则，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
要实现民营企业家有恒产、有恒心，最需要的是法律和司法的恒定
近来，中央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个毫不动摇"表明，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是并列而非对立关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据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民营经济如今贡献了全国经济增长的近三分之二以及新增就业岗位的九成。
"从顶层制度设计来看，中央的决心非常明确，反复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但决策是否在基层落地生根，还要画一个问号。"刘俊海说。
随着地方"两会"的陆续召开，改善营商环境、重视民营经济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阐述内容之一。"希望各地不要把产权保护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念读文件的仪式感上，也不能阳奉阴违，嘴上跟中央说重视，实践当中却不动。"刘俊海说。
多位专家的看法是，实现民营企业经营者有恒产、有恒心，需要法律和司法恒定。
赵明利案改判无罪是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敲响的东北地区"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第一槌。这并非孤例。此前，张文中案、顾雏军案、牧羊集团股权纠纷案均迎来大转机。2018年12月，最高法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就有，张某强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5万元一案。对这起案件，最高法经复核认为，张某强以其他单位名义对外签订销售合同，由这家单位收取货款、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未造成国家税收损失，其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裁定发回重审，后张某强被宣告无罪。
这些案例都在向社会传递出这样一个讯息：要用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规范行为，把握好罪与非罪的界限。
然而，动辄十余年的等待，让无罪者背负上沉重的代价。最高法改判赵明利无罪时，他已因病过世。如何减少错案的发生？
"关键的还是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不能等判刑以后过若干年再给企业家平反，然后再制造一些错案，再平反。更不能领导批示重视的就纠错，领导没点名的就不纠错。从治标的角度来看，应当是错误一起纠正一起，不设上线，不设指标。从治本的角度来看，要建立司法责任追究制，谁办案谁承担责任，谁干预谁承担责任。"刘俊海说。
任超给出的办法是，法院要完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从源头上预防错案。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申诉案件依法甄别，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民营企业家的国家赔偿问题也应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制度要求办理。
"实际上，如何更好地保护更多企业家的利益，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任超说。
降低企业家刑事风险，除公检法机关严把法律尺度外，企业家必须时刻规范自身行为
前不久，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蒋德海在一堂讲座中提醒：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经常面临的不是来自市场的风险，而是来自国家监管的风险，即主要是刑事法律风险，刑事法律风险几乎成为悬在众多企业家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原因在于，我国市场经济正处于转型之中，适应市场经济的法治理念和机制还未形成。企业经营不规范、权力寻租、法律模糊不清等交叉在一起，形成特殊的法律风险。
怎样把中国企业家从刑事法律风险中解放出来？
"对于公检法各部门来说，首先应当准确把握经济违法行为的入刑标准，严格界定刑民界限，在审理案件时要准确把握经济违法行为的入刑标准，进一步强化涉及产权刑事申诉案件的办理机制。其次要严格认定犯罪构成，进一步加强证据审查，确保在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过程中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再就是，要树立保护企业家人身自由与财产权利的意识。"任超说。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放开民营经济、90年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再到2004年"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入宪，我国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在不断建立完善过程中。无论是从最高法《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都可以看出国家对民营企业家不断提高的保护意识和努力完善当中的保护制度。
专家们提醒，要降低中国企业家的刑事风险，除了公检法机关的努力外，企业家必须时刻注意规范自身行为。
"企业和企业家既要有创新创业的智商、受人尊重的情商，还要有信仰和敬畏法律的法商。"刘俊海说。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3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位列第96名。2017年，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提高18位。2018年，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跃居第46名。
"毋庸讳言，第46名的位置与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仍不匹配。因此，我们必须快马加鞭，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者友好型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核心是处理好政企关系，也要处理好商人与商人的关系、商人与消费者的关系。只有优化营商环境，才有望尽快走出经济低谷，焕发经济发展的活力。我国目前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在慢慢丧失，下一步要向法治要红利。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应当是核心生产力。要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思想，打造民营经济友好型的法治营商环境。实践证明，法治才是民营企业最好的定心丸。"刘俊海说。
2018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完成率99.9%
本报北京1月30日电（记者王冬梅）生态环境部去年牵头扎实推进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成效显著。截至2018年12月31日，除9个问题因冬季施工难度大或实际工程量大等因素仍在整治外，其他6242个问题已完成整改，任务完成率99.9%，有力提升了涉及5.5亿居民的饮用水环境安全保障水平。
2018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主要任务是组织对长江经济带县级、其他省份地市级水源地排查整治，共涉及31个省（区、市）276个地市1586个水源地的6251个环境问题。31个省（区、市）累计投入资金410.77亿元，完成了3740家工业企业搬迁治理，对1883个排污口和2070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实施关闭取缔，拆除违法建筑579万平方米，对穿越水源保护区的1266条道路桥梁进行了应急防护设施建设改造，规划建设了145个新水源及输水管道1366公里，大力推进了水源地清理整治和规范化建设。
王冬梅
全国妇联开展2019年"送温暖三下乡"活动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日前，在四川凉山昭觉县洒瓦洛且博村，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给妇女群众送去了"家庭健康包"等慰问品和项目物资，让当地妇女儿童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
1月中旬以来，全国妇联分赴四川凉山昭觉县、甘肃漳县及西和县、山西长治武乡县等多地开展2019年"送温暖三下乡"活动，给当地妇女儿童送去了包括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母亲健康快车"、"儿童快乐家园"、"HELLO小孩"、妇女维权法律宣传折页及妇女儿童喜爱的图书等共计1300多万元的项目物资。
据悉，今年是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开展第23个年头，作为"三下乡"活动主办单位之一，全国妇联积极开展"送温暖三下乡"活动，把文化的种子、科技的星火、卫生的理念送到广大农村妇女身边，为她们解难事、办实事，让她们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团结激励广大农村妇女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巾帼力量。
陈俊宇
"职业病报告为零"，哪个环节出了错？
在广东省两会上，有政协委员表示:"有些员工患了职业病，但因用人单位没有参加工伤保险，或单位破产解散等原因，没办法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在医卫组分组讨论现场，一位政协委员感叹：职业病多发，有的地方的职业病统计报告却为零。（见1月28日《新快报》）
如果说职业病报告真的为零，那绝对是一件好事。可事实真的如此吗？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哪怕一个地方的环境很好、产业很发达、劳动者防护意识很高，但现实中，职业病及潜在职业病都是难以杜绝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或轻或重而已。比如长时间暴露在噪声环境、粉尘环境中工作，多多少少都会有耳鸣、咳嗽等现象；再如，白领群体广泛存在肩周炎、颈椎病等，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
当一个地方，特别是职业病多发地区的职业病报告上报数字是零，只能说明用工单位没有如实调查统计，或者劳动者没有如实反映情况，以及职业卫生监管部门履职不到位。
具体来说，对用工单位而言，职业病报告弄虚作假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不愿投入防护资金——用人单位有义务保证防治职业病所必需的资金投入，采取措施减少或者消除相关危害因素，此外，如果没有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劳动者被确诊为职业病后，其医疗和生活保障也依规定由单位承担；二是规避责任风险——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一般都是本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职业病危害及因管理不到位、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要承担责任。
对于一些劳动者而言，防护意识不足，不懂也不敢在身体不适时主张合法权益。而对于一些职业卫生监管部门而言，下面企业报什么就是什么，下面"端什么菜就吃什么菜"，不看"菜"的成色，甚至下去检查时也多是走过场，导致职业病统计情况不实，甚至纵容了某些单位弄虚作假。此外，也不排除一些地方，为了数据好看，在上报数据的时候难免"合理想象"一下，将大病说成小病，把数据往小了写。
虽然这种"职业病为零"的情况较为极端，但数据不实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存在。说到底，推卸责任是重要根源。比如，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员工患了职业病，企业支付了治疗费用或进行了赔偿，有关部门往往认为既然已经花钱"消灾"，就不必再上报——职业病高发，说明工作环境不达标、以往防治工作落实不到位。而这背后又是一系列责任。
对于职业病的预防和治疗，国家层面十分重视，出台了很多精细化的检验标准，要求有关部门加大对职业病的预防和治疗。其中，职业病统计报告就是一项重要设计。只有统计数据详实、数据分析到位，才能更有针对性地给职业病的防治提供"药方"。
真心希望"职业病报告为零"的情况真实无误，而不是某些环节做手脚后的结果。
郝雪梅
强推"996"，侵权都敢理直气壮？
近日，某电商公司举办年会时，一名高管宣布未来执行"996工作制"(早九点至晚九点，每周工作六天)，甚至声称如果工作家庭不好平衡，可以选择离婚，引发轩然大波。目前，当地劳动监察部门表示已启动调查，如发现该企业有违法加班行为，将依法查处。（见1月31日《工人日报》）
岁末年初，很多公司都在举办年会，不仅为了娱乐，更为了打一把软广告：有的管理者引吭高歌、唱跳俱佳，有的宣布年终奖狂撒钱，也有不走寻常路的，比如这家"拆完十座庙，再毁一桩婚"的公司。
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加班需要与劳动者协商……很明显，涉事公司已经涉嫌违反劳动法。但是为了规避法律，不少企业往往披上"员工自愿"的外衣，而像该公司这样理直气壮的，将劳动法规和劳动者权益视若无物。
事实上，"996"在互联网行业已经是家常便饭，不愿意加班的员工反而在大环境下难以表达诉求。这种工作制大行其道，固然有着行业竞争激烈、压低成本等多种原因，但关键在于相关企业罔顾法律、缺乏社会责任及尊重员工权益的意识。
正如有人所说，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实行"996"相当于集体降薪。此外，"996"还是牺牲员工合法利益为企业的错误决策及行业扩张买单的行为。这折射出一些行业和企业严苛的工作环境。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就业压力，随意侵占员工的休息时间，而员工为了得到薪水或保住工作岗位，往往敢怒不敢言。
为此，相关部门确实应及时介入，对明显涉嫌违法的行为进行惩治，维护普通劳动者的权利和尊严，对违反劳动法和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企业予以曝光和规制，不能任由"996""被加班"成为潜规则。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良好的企业文化才是吸引人才的法宝，尊法循德、尊重员工才是企业行稳致远之道。
斯涵涵
"长期保姆"回家过年 "顶班保姆"坐等涨价
沈阳：10天4000元难招"顶班保姆"
"急求'顶班保姆'，春节期间照顾可自理老人，10天4000元""急需春节阿姨，扫房、做饭，照顾半自理老人""过年保姆回老家，找顶班育儿嫂一名，给大红包"……临近春节，一些大型生活服务类平台、家政群里有不少留言急需"顶班"家政员，包括住家保姆、育儿嫂、护工等。
每年腊月起，长期保姆陆续回家过年，不少人为春节期间请"顶班保姆"的事情焦虑和奔波。《工人日报》记者近日走访沈阳市娘子军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沈阳市菠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等13家公司企业了解到，过年期间保姆均价上涨15%，专职"顶岗保姆"被预约走了九成，一些家政公司的"空岗率（长期保姆返乡离岗的比率）"甚至达到了24%。
雇主：春节保姆均价涨15%仍难求
"这都半个月了，还没找到合适的。"近日，家住沈阳市和平区的高华英总不时翻着手机微信里8家大型连锁中介公司联系人的对话框，却还是没有消息。对她来说，每年过年最愁的是给母亲找"顶班保姆"。母亲9年前患上小脑萎缩，平时保姆月薪5000元。去年12月底，保姆提前请假，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七回山东老家过年。元旦开始，高华英就四处寻找能做年夜饭、扫房、照顾老人、性格友善的保姆，给出了10天4000元的价格。眼瞅着还有半个月就过年了，可还是没有结果。
在沈阳，像高华英这样春节期间寻找"顶班保姆"照顾老人、孩子的家庭，今年有所增加。记者走访13家家政公司发现，育婴师平均月薪从5000元~5500元涨到6000元~6500元，养老护理员从3500元~4500元涨到4000元~5500元。"顶班保姆"均价比长期保姆上涨了15%，尽管这样，仍是"一人难求"。
"顶班保姆"一般指节假日顶替雇主家原来的保姆，干"假期档"，多则一个月，少则一两周。例如，根据沈阳市欣欣乐家政服务中心收费标准，中级保姆最低月薪4500元。按劳动法规定，春节7天假期，前3天为国家法定假日，雇主按三倍工资发放，后4天为休息日，雇主按两倍工资发放。也就是说，中级保姆在春节一周能赚平时17天赚到的2550元，一个月能赚40天的6000元，再加上一些家庭会给200元~1000元的红包或新年礼物，实际赚得更多。
"手头能安排的保姆并不少，可接单的人不多，雇主还在排队，已经排到了7号。"沈阳市鑫佳园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郭放说。鑫佳园家政成立6年，去年为341户家庭提供了家政服务，今年春节的空岗率达24%，也就是说有81户家庭需要"顶班保姆"，除了部分雇主自己临时"上阵"外，有60家打来电话提前找人，但还有一半家庭仍没有找到合适人选。
3天后，高华英给各家政公司群发了一条消息，如果再找不到合适人选，她就准备把外地的姐姐叫回来照顾母亲。她不愿放低标准，毕竟照顾老人的事马虎不得。
保姆：春节不愁没活，坐等涨价
"日子越过越好，不想再拼命，过年想多陪陪家人。"54岁的赵卫华老家在辽宁本溪市农村，做育儿嫂7年，年薪7万元。今年元旦一过，她就申请了春节休假，打算去北京陪上大学的女儿旅游过年。1月15日，在沈阳市欣欣乐家政服务中心培训室内，赵卫华说出了许多保姆的心声。
老家在辽宁凤城市农村的蔡瑞鑫，在沈阳打工13年，现在年薪10万元。"以前育儿嫂抢着接岗，过年也不回家是因为接得越多，赚得越多。早些年我最多一年接5个岗，现在成了金牌育儿嫂，顶多接3个岗，活儿是永远干不完的，可陪家人的日子越来越少。我有一个5岁的孙子和3岁的外孙女，一年都是给别人带孩子，今年过年说啥要回家看自己家孩子。"
"今年想花钱省心的雇主越来越多。"郭放告诉记者，雇主过年找家政员的原因大致分三类：一是外地住家保姆过年要回老家，需要另找顶班；二是家里有老人的家庭，春节期间家里亲戚来来往往，做饭打扫事多，需要帮手；三是雇主外出旅游，家里只剩下行动不便的老人，需要保姆照顾起居。
一面是春节坚持在岗的保姆越来越少，一面是雇主需求越来越多，市场供小于求，让许多保姆观望起来，坐等涨价。
杨小春做了7年的"顶班保姆"。前几年，由于雇主评价高，不到腊月初八她就早早被预约出去，定好了工钱。可后来她发现，越是临近春节，雇主怕雇不到人，给的价格也越高，甚至会加红包，送小礼品。有的雇主则会降低标准，只要能准时上班就行。"到腊月二十八九，只要你出现在公司，直接就能被雇主领走。所以今年不急，往后拖一拖，准能多赚些。"
郭放表示，有杨小春这样想法的家政员不少，为了应对春节需求高峰，每年公司都会提前给雇主打电话知会，并尽可能留住家政员。但没到年根，很少有人回复，大部分持观望态度。
专家：建立行业标准缓解供需不平衡
按劳动法规定，节假日的工资标准已经比平日里高出许多，为何市场价格平均上涨15%的情况下，雇主们已吃不消，保姆们仍在坐等涨价？
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磊认为，行业内家政员服务质量良莠不齐，让雇主觉得钱花得不值，深层次的原因是家政行业缺乏行业服务质量和价格标准。
"平日里选个保姆要挑好半天，为啥春节期间不是雇主选人，而是保姆选'价'？"在高华英看来，之所以达成意向的订单少，不是家政员缺口大，而是雇主觉得花高价还不能雇个"如意的"，心里不平衡，所以还在挑选。
"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自发影响，很多能力较高、素质较好的家政员都选择了收入更高的月嫂工作，而住家保姆、护工等家政员的服务水平依旧难以提升，高技能水平的'顶班保姆'短缺，结构性的'用工荒'还是会存在。"郭放如是说。
郭放认为，应尽快建立行业服务质量和价格标准，倒逼家政员参加培训，苦学技术。这样家政员的水平及相应价格一目了然，雇主自然会放心加价雇"顶班保姆"，长远来看也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刘旭
源: 时政频道
投递时间: 2019年1月31日 8:00
作者: 潘洁
主题: 栗战书会见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潘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3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 栗战书表示，2014年习近平主席与殿下共同决定将中卡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今天还要与殿下举行重要会谈，必将推动两国合作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中国全国人大愿与卡塔尔协商会议一起，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与殿下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立法工作经验交流，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律环境。 塔米姆表示，卡方重视发展卡中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开展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期待与中方深化扩大在贸易、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 郝明金参加会见。 |
源: 时政频道
投递时间: 2019年1月30日 8:00
作者: 人民网
主题: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次委员长会议 栗战书主持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次委员长会议 决定将关于提请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的议案代拟稿等交付常委会会议表决 栗战书主持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委员长会议30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作的关于提请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的议案代拟稿等拟提请表决事项审议情况的汇报。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议案和草案交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闭幕会表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出席会议。 |
源: 时政频道
投递时间: 2019年1月30日 8:00
作者: 人民网
主题: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强和完善公立医院管理，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要坚持公益性导向、属地化管理和信息化支撑，推动三级公立医院在发展方式上由规模扩张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在管理模式上由粗放的行政化管理转向全方位的绩效管理，促进收入分配更科学、更公平，实现效率提高和质量提升，促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落地见效。 《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考核指标和建设支撑体系的工作任务。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由医疗质量、运营效率、持续发展、满意度评价等4个方面的55项指标构成。国家制定《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供各地使用，同时确定部分指标作为国家监测指标。各地可以结合实际，适当补充部分指标。为支撑绩效考核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推行疾病分类编码、手术操作编码、医学名词术语集和病案首页全国"四统一"，建立绩效考核信息系统。 《意见》要求，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按照年度实施，由医院自查自评、省级年度考核、国家监测分析三项程序组成。2019年12月底前完成第一次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2020年起，每年2月底前完成省级年度考核工作，3月底前完成国家监测指标分析工作。 《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财政、发展改革、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医保、中医药等部门要建立协调推进机制和绩效考核结果应用机制。各地要形成部门工作合力，将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公立医院发展规划、重大项目立项、财政投入、经费核拨、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医保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与医院评审评价、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以及各项评优评先工作紧密结合，作为选拔任用公立医院党组织书记、院长和领导班子成员的重要参考。2019年6月底前各省份要出台具体实施方案，把绩效考核作为推动深化医改政策落地、将改革政策传导至医院和医务人员的重要抓手。 |
源: 时政频道
投递时间: 2019年1月30日 8:00
作者: 人民网
主题: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从严加强部队管理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黎云、吴旭）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全面从严加强部队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加快构建新型军事管理体系，推进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部队管理工作。 《意见》明确，要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论述，运用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解决新时代部队管理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矛盾问题，牢牢把握听党指挥的政治方向，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推进部队管理创新发展，着力打造与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相匹配的一流部队管理。 《意见》强调，要切实把部队管理工作聚焦到备战打仗上，强化备战打仗鲜明导向，完善战时部队管理体系，归正部队管理工作重心，创新重点领域部队管理。要坚持依法从严提高部队正规化管理水平，维护条令条例严肃性权威性，重塑部队"四个秩序"，健全安全风险分析和防控体系，推行标准化管理。要着力推进部队管理现代化，发展现代管理理论，构建现代管理架构，培养现代管理人才，创新现代管理手段。 《意见》要求，各级党委要负起主体责任，端正指导思想，实施统一领导，坚持常议常抓，为敢管者撑腰，为担当者担当。各级主官要当好第一责任人，敢抓敢管、善抓善管，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为部队树样板，为官兵做表率。各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全面从严加强部队管理工作的整体合力，把严格落实共同条令与深入贯彻《意见》结合起来，在贯彻《意见》中强化落实条令条例的自觉性坚决性，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政令军令畅通。 |
